存在的边界
粒子物理学家对社会结构的观察
我在墙内长大。我父母工作的大学，和中国大多数高校一样，四周都被两米高的砖砌混凝土墙包围。入口有四个。北门最老。西门最气派。南门踞在角落。东门离我们公寓最近。
高墙和大门将我的世界一分为二：校内和校外。这一分类不仅指建筑和道路，也用来形容人。我的朋友中有“校内人”，即他们家像我家一样住在学校里；也有“校外人”，一提起总有居高临下的意味。如果校外的孩子调皮或者考试考砸了，他们的身份总是方便的解释。
上中学时的一个夏天，我冒险踏出东门买冰激凌，看到围墙上挂着一个东西，原来是一只铁盒子，侧面写着“避孕套发放盒”。盒子底部有个小口，就像信箱一样。那之后很久，我都觉得避孕套是纸做的，小小的信封模样。
当我把我的新发现告诉母亲时，她满脸震惊。盒子在墙的哪一边？她问道。校外，我说。母亲舒了口气。那可耻的盒子属于校外，再次印证了那个她拼尽力气要我远离的世界充满邪恶。
我希望去美国读研究生，一个理科全额奖学金项目将是我离开中国的机会。母亲希望我能选一个更“女性化”的职业，例如在老家教英语。但每次新闻上出现美国大学的报道，她都很注意。美国大学校园的图片让她很困惑：没有墙。
那可不安全，母亲说。她把这有缺陷的设计归咎于美国人放任随性的态度。她自忖，或许在美国那样富裕、发达的国家，每个人都能上大学。
没有墙的高校代表鼓励求知的精神，我说道。我恨高墙。对年少的我来说，它们意味着极权政府的限制。我等不及要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开始新生活了。
2009年8月22日，飞机落地奥黑尔机场。长我几岁的一个中国学生来机场接我。驶向南区（South Side）校园的路上，他指着窗外警告说：“别跨过这条街。”
我看向手指的方向。眼前只有夜晚的黑暗。
几周后的新生会上，一个来自纽约上城的同学举起了手。“我们都读过新闻，”他说，“这里有什么我们一定不能跨越的界限吗？”
系主任笑了。“往东，有一座湖。”主任教广义相对论。由爱因斯坦率先发展的这一理论认为，宇宙没有边界，只有弯曲。
有时，墙不以泥土或混凝土形式出现。身穿制服的警察和闪烁的警灯，地契和分区规划，食物荒漠区和缺乏资金的公立学校都是高墙。我在芝加哥生活的头几年里，警车的身影让我感到安全。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我感到安全是因为我的优越地位。如果情况稍许不同，如果我的肤色更深或者我的证件不齐，我视为保护的来源就会成为恐怖的预兆。
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在2018年出版的《成为》（Becoming）一书中写道，“尽管就住在几公里远”，她从未进过芝加哥大学校园，直到将近30岁，她以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法学毕业生身份找工作时，才第一次踏进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是所精英大学，”前美国第一夫人写道，“对于大多数我从小认识的人来说，精英意味着跟我们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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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粒子物理学家。我的工作是研究尺寸最小的物质，寻找一些最重大问题的答案：宇宙从哪儿来，它将会怎样。科学家，在大众的想象中，是勇敢的探索者。我们站在人类知识的边界，发掘新的疆域；我们打破限制，重写规则。大自然没有政治意识形态，也没有护照。科学，理想情况下，与世界大同的理想相得益彰。“数据是中立的，科学无关政治。”多么迷人的话语。信仰这一话语的科学家显得睿智沉着，近乎高贵，他们的智慧让他们高于混乱庸常的世界。
但现实并不是自我沉湎的幻想。假装高于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立场，持这种观点的人与国家、权贵为营。我们共享同一片天空，但只有少部分人能使用探测它的仪器，只有少部分人能让自己的想法被听见，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进入高等学府，不用担心受到身体伤害。社会上的高墙和平台延伸到科学界，将其中的人分离、隔绝，塑造研究方向，影响研究结果和应用方向。
哲学家卡罗琳·莫昌特（Carolyn Merchant）在1983年出版的书籍《自然的死亡》（The Death of Nature）中解释，西方文明肇始以来，男性主导的知识阶层将地球想象成女性，既是一个哺育人类的母亲，也是一个易怒，时而暴力的女人。科学革命使宇宙观变得机械，欧洲主流的思想家认为自然是低级的存在——就像女性是低等的性别——可以被男性化的机器征服。
政治科学家卡罗尔·科恩（Carol Cohn）在1987年的一篇名为《国防科学界的性别与死亡》的论文中阐述道，曼哈顿计划中的科学家——几乎全是男性——用男性后代的指称来命名他们致命的创造。他们希望那是个男孩（boy），能成功爆炸，要是个女孩（girl）就哑火了。这一厌女传统延续到了摧毁广岛和长崎的武器名字中——“小男孩”（Little Boy）和“肥佬”（Fat Man）。
人类用语言思考。我们用来描述新知识的字句来自我们已知的语言。它们反映并加深偏见。我常想，如果是中国科学家首先发现了基本粒子，他们会怎么为它命名。“夸克”（quark）来自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不论我们如何命名，大自然基础的构成部分不会有任何不同，但科学的优先语言是英语，这给不使用英语的人造成障碍，也固化了现代科学是白人男性的发明的普遍观点。
多年来，我的工作集中在研究暗物质。暗物质这个概念，严格来说，其实是误植。占宇宙四分之一的神秘物质其实并不是黑暗的，不是把光都吸收了，而是透明的。但我们的文化深受颜色影响，把看不见的东西都认为是黑暗的。
“我很生气我的很多同龄人愿意大老远跑到南极，却不愿去几个街区外的南区附近。”大卫·泽格耶（David Zegeye）写道。他是芝加哥大学一名黑人博士生，研究天体物理学。一位科学家可以旅行到地球尽头与时间边沿，却永不能离开偏见的走廊。
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和很多其他科学分支一样，与国家权力和帝国扩张联系紧密。对星座的精确测绘帮助船舶在开阔海域航行。新征服的土地提供了母国无法提供的新观测点。殖民者的世界观取代了殖民地本土智慧，还标榜其为进步。科学为种族主义披上理性的外衣。
1942年，历史上首次可控、自持的核链式反应成功在芝加哥大学由米兰移民科学家恩里科·费米实现，新闻用加密话语证实了这一信息：“米兰航海者抵达新大陆。”战争结束数十年后，蘑菇云从北非沙漠和太平洋岛屿升起，那是英国和法国继美国之后，在前殖民地进行核试验。当地人，他们的房屋和水源，只能又一次成为帝国实验中蒙在鼓里的对象。
在殖民者眼中，边界是无人之地，当地人是荒野的一部分，只待征服。从测绘夜空到分裂原子，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科学进步都伴随着剥削和征服。科学的应用筑起边界，封闭人群，限制想象。要实现科学解放人类的可能，必须重新想象社会的结构，一个没有高墙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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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末，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将罗布泊作为主要测试地，那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地区，历史上曾是中原帝国的边界所在。在它干涸的湖泊和黄沙遍布的平原上，汉王朝和周边国家争战千年。
今日的罗布泊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从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该自治区建设了近400座拘留营。预计有100万甚至更多的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遭受政治洗脑和强制劳动，甚至酷刑。
除了拘留营，上千座清真寺被毁，传统墓地被夷为平地。出生率陡降。政权将新疆变成了21世纪的警察国家，安全检查、科技监控、生物数据收集无处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采取相对包容的民族政策，试图在战争废墟之上建立一个文化多样的国度。历史上汉语用动物、昆虫含义的词指称少数民族，对“蛮族”的改名欲使野蛮的他者变成“人类”。重命名的工作自193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始，到共产党执政后完成。
殖民地始终令殖民者忧虑。政府不断收紧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管制，制造国家身份的独一诠释。多元不同对绝对权力是威胁。偏离中心不被容忍。
新疆的人道主义危机急需全世界的关注。镇压的速度和规模令人惊心，但这一暴行不应被看作中国独有的问题，也不能只用压迫的政治体制来解释。试图清除一类人的行为确曾发生，也有可能再发生。在希特勒上台前，他曾称赞美国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以及对黑人的绞杀，他还从美国的种族移民限制中获得了经验。对维吾尔族女性的强制绝育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盛行于欧洲和北美的人种改良实践，将黑人、棕色人种、原住民、穷人、罪犯、残疾人视为“低劣人种”，需要改良。
中国政府声称大规模监禁维吾尔人是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必要措施，无疑借鉴了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应对政策。无论是面部识别还是基因档案，美国公司的技术帮助建设了新疆的监控设施。美国政府已经禁售相关产品并对中国有关企业进行制裁，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但国家层面的禁令还不够。更重要、也更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科技会存在。它们被滥用不是因为漏洞或错误。它们天生暴力。设计之初便充满歧视。
不论是测量头骨，研究面部，分级肤色，还是测序DNA，几个世纪以来科学都被用来定义“他者”，证明他们是低等的，从而为征服正名。发生在新疆的事件必须从历史角度、全球角度来看待。美国科学家与中国国安局在基因学和人工智能方面合谋。这些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在国外留学，参加国际会议，在业内期刊发表文章。两国的科技公司提供用户数据协助执法部门，资助重点大学的研究项目，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除了这些直接的用于监控的科技，产自新疆的商品，很有可能由强迫劳动力生产，并供应全球市场。监狱—工厂不仅是国家管制的工具，也是利益的来源。资本无视边界，惟有工人在高墙后精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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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于2019年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动辩护。“这有助于安全和脱贫。”他向记者樊家洋（音译）表示。
刘慈欣的回答不过是复述官方说辞，倒也符合他的作品中展露的沙文主义。老实说，我从没喜欢过他的小说，我的许多同事倒是他的忠实读者。改编自刘慈欣短篇小说《流浪地球》的同名电影在上映两周后，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电影。（现在成了第三。）该电影造成巨大影响力，于是我也去看了这部影片，就跟我也看了刘慈欣的小说一样，但同样感到失望。脱掉科技的眩目外壳后，核心故事毫无新意，人物也非常扁平。在《流浪地球》中，我们的星球被改造成一艘穿越星系的飞船，但其中的社会和政治与我们当下相比毫无进步。即使太阳熄灭了，国家政治仍然常青。工程师出身的刘慈欣，还有他的很多同行，宁愿突破重力法则，也不敢重构政府体制。
同样，无论是刘慈欣的小说还是改编电影中，都对太空探索抱有普遍的热情，我则完全提不起兴趣。大肆宣传的巡游外太空计划由掌权者设计，也只会满足掌权者的目的。这些计划要么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因为这将获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要么被最富有的人出于个人享乐鼓吹。在他们的远景中，我找不到给我这样的人的安全、公平的位置，当然可能连我的位置都没有。我如此没有“政治觉悟”，中国的太空计划想必参加不上；作为一个外国人其他国家的项目也轮不上我；我又穷还是女人，要在保持尊严的前提下登上亿万富翁的飞船更是幻想。
地球上的边界和阶级在太空疆域投下长长的阴影。在未来的图景之下不过是老一套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个地方的价值由其对国家或者资本的有用程度决定，以及是否适合布置武器或者采掘资源。
几年前，我和一位崇拜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朋友激烈辩论了一番，他认为人类的存续取决于我们能否有多星球生存的能力。我不认同他的说法不在于星际旅行——因为我并不反对——而是他论证中的傲慢自恋。如果地球不再适合生存——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背后原因不是上帝的举动，而是人类自身的活动。最应该对气候末日负责的人将自己标榜为人类的救星，说得准确些应该是少数人的救星。他们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的办法不是停止有害的活动、修复伤害——因为那将需要结构性的改变，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是鼓噪一个他们可以从中获益的承诺。
难道新建一个居住地比修复我们已有的家园简单吗？当然不是。但可行性并不在考虑之列，因为计划的主要目的只是转移注意力。
我告诉朋友说，我对任何打着“殖民”的行动都不信任。“但火星没人居住啊。”他反驳道。这是没错，但语言的选择反映出态度；至少，它明显反映出意识的缺乏。
为了论证更有力，我向比我更雄辩的人寻求帮助，我给朋友听了吉尔·斯科特—赫伦的《白佬在月球》现场录音。歌词写于阿波罗飞船登月后不久，激烈控诉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揭示火箭灼目光焰下的黑暗。
“照这样说，要把地球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才能去太空吗？”我朋友反击道。熟悉的观点，在科学界经常能听见——虽然正义是很重要，但也不应该阻碍进步的道路。这一观点同样掉进了“科学可以独立于社会和政治”的逻辑陷阱。如果一个科学家太过关注社会，那她就是不够专注、能力不够。
我朋友是个地道的人，心也善良。他的辩护源自人类本性的弱点——保持简单的需要。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为了生活难免妥协。当事情变得复杂时，本能的反应就是否认并忽视。这也是为什么边界和疆域如此深植在集体意识的原因。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边界和疆域。监狱同样是边界，安杰拉·戴维斯和吉娜·登特解释道。只要罪犯，外国人，他者被挡在墙外，我们就可以固守在熟悉的世界，保持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只要有可以扩张的方向——一片没有边界的新世界——我们就可以从眼下的问题扯开目光，继续传唱无限扩张和良性发展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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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终结之后，继续活着，是一件危险的事。”诗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写道。有太多个早晨我在芝加哥的公寓醒来，都感到存在的恐惧：世界就将如此终结？
我望向窗外的城市，我已称之为家十一年的城市。外面看起来几乎没什么改变，仿佛过去六个月只是幻觉。但新闻告诉我昨天又有一千个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在二十万的数字上再添一千。钢铁和玻璃组成的外表之下，几百万人感染病毒。几千万人失去工作。许多行业一夜间崩塌。整个家庭被从出租屋赶出。孩子将会挨饿。人们正在死去，法西斯主义势头正盛。
像水流满溢在不平的地面，病毒扩散撕扯社会上存在的许多裂痕。黑人和原住民受到最大影响。保障城市生活的工人通常得到的报偿却最少，他们的身体被认为是“可以牺牲的”。医生和护士缺乏防护器具，警察却把军用设备用来驱赶和平抗议者。没有居所的人得不到庇护。无家可归之人、穷人和囚犯无法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我们的制度让上层的投机者获益，将弱势者困在绝望的枷锁。
新冠病毒来自自然。它没有道德，没有目标或信仰。它之所以在人群中传染是因为人类活动，是对我们破坏性的力量和我们的脆弱性的最好证明。没有军队或者武器，物质财富或者政治边界可以保护我们不受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我们继续在地球上扩张，为短期利益利用它，就会有更多的地方因为洪水、干旱、火灾变得不再适合居住，而融化的冰川、变暖的海水将唤醒古老的病原体，2020年在人类社会肆虐的病毒只是更灰暗未来的前奏。
地球的面貌正在改变。我们都将失去熟悉的地方。悲剧将从边缘人群开始：最脆弱的将最先受到影响。我们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的回应将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固守国籍和旧观念，用偶发来当作愚蠢的借口，如果我们任由移民葬身大海，难民委身帐篷，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也无处可归。如果我们通过他者的毁灭来塑造自己的身份，我们只会走向共同的灭亡。
人类的境况不由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一群人界定，更不能通过听取安全地身处中心的人的话语来理解。边界不是边缘，而是新的开始。在边界存活下来的人们是人类未来生存的关键。他们将打破我们的舒适，挑战常规，揭露我们道德想象的错误。当巨大的真相让我们失语，被强制噤声和故意忽略者的声音将赋予我们新的词汇。解放最受压迫的人，需要摧毁所有形式的压迫。赋予最弱势者力量将给予我们所有人力量。
我就科学和政府管理的话题接受了采访。“当你仰望夜空时，你想到什么？”采访者在电脑屏幕的另一端问我。
这一问题在传染病流行的当下尤为有趣。居家封控的几个月里，大多数时间我能看到的只有窗外天空的一角还有城市。很多次，我在夜深时凝视漆黑的夜幕，仿佛在寻找迹象，某种神启，通向答案的线索。但一切如常。月亮圆了又缺。街灯盈盈照耀。一辆车开过。轮胎的低鸣像是海浪。
我想到我的祖先，我答道。粒子物理学家是宇宙史学家。我们梳理天空的档案。我们追溯宇宙最初的开始，记录其演变。人类文明的历史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不过眨眼一瞬。来自遥远星系的亮光也曾在我祖先的眼里闪烁。
我想到在我之前的中国女人，因为是女人而不能识字，她们的故事淹没在时间的河流。我想到长江边上的老家。在第一个中原帝国建立之前，那是楚国的都城，孕育了战士、手工艺人、萨满和讲故事的人。帝国荣辱兴衰。边界不断改画。为什么我们要用想象出的界限和流变的标志囚禁自己，与世界失去联系，与同胞隔绝呢？在同一条银河下，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共享热切的爱，必然的死还有永远对漫游和探求的渴望。
我想到屈原，被流放时仍想着上天以及苍生，我用他的疑惑自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伏匿穴处，爰何云？
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本文于2020年12月7日原载于the Bulletin。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翻译仅为交流学习。
注释：
*谁将万物伊始的古老故事流传？
黑暗与光明性质为何？
九天用什么方式丈量？
九天伸向何处？在何处相连？
国王匿处洞穴时的伤悲是什么？
如果他改正错误，我们如何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