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大男人：一个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回答

本文不是一篇探讨女同性恋母亲和她们的儿子的理论文章，也不是一篇育儿经。写作本文是为尝试省察并分享我和儿子共同经历的一些片段。我有两个小孩：一个十五岁半的女儿，她叫贝丝，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他叫乔纳森。这篇文章呈现的是我和乔纳森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以来的相处方式，至于其中的理论就留待其他人解读吧。这是一个女人讲述她的故事。

关于养育儿子，我没有给其他女同性恋母亲的金玉良言，也没有从独特角度解答你们的困惑的秘诀。我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我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诉说它们，并期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表达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能分享我们需要分享的生活片段。我们所有女性，借助我们自己的和他人的知识，超越印刷书页的限制，与我们自己和彼此相连结。

最真诚的指引来自我们内心。我乐于看向自己的内心，与孩子们坦诚分享我的发现，并且不期望他们给出超越年龄的回应，由此我给予他们最强大的力量。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开始学习如何看向自身恐惧之外的事物。

我们的孩子都是一个尚不稳固的女性国度的护卫。

我和乔纳森都意识到了青春期的他勃发的性意识。我不至于放肆地在这里谈论乔纳森的性意识，但我坚信，无论他选择和谁一起探索性意识，他的选择一定会是非强迫的、愉悦的、发自内心的、给予他成长的。

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困难是时间性的：现在正是乔纳森，在生理上，成为男人的夏天。而我们的儿子也一定要成为男人——成为我们期望中我们已经出生和还未出生的女儿们，都会乐于一起生活的男人。我们的儿子不会长成女人。他们的道路比我们女儿的道路困难得多，因为他们必须离我们而去，独立于我们生活。但愿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上有所学习，并知道如何利用所学塑造他们自己的人格。

我们的女儿拥有我们，她们可以把我们当作参照、反叛的对象、大致的轮廓或者理想的原型。但女同性恋的儿子们必须自己塑造身为男人的定义。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令他们易受伤害。女同性恋的儿子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生存策略，但他们必须利用我们所知去塑造他们自己的男性特质（maleness）。愿女神善待我的儿子乔纳森。

最近我结识了许多年轻的黑人男性，我可以很高兴地说，他们的未来、他们的愿景以及他们在当下的关注点比起与我的联系，其实与乔纳森的联系更加紧密。我和这些男人有共同的愿景，我们在当下的生存策略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我很感激我们能有一起坐下来交流的空间。我在1979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第三世界男同女同第一届年度大会上，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见面。而另一些则是我在各个地方遇见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性取向。这些男人中有些人独自养育着家庭，有些领养了儿子。他们都是有梦想，愿意行动，直面自身感受并敢于质疑的黑人男性。知道我们的儿子踏上世界时并不孤单，这真令人振奋。

每次乔纳森让我最生气的时候，我都说他让我睾酮飙升。我其实是想说那时的他展现出的是我自身的某个部分，而那是我作为一个女人，不愿承认或不愿探索的部分。例如，“像个男人一样”是什么意思？我拒绝的是什么？乔纳森想重新定义的又是什么呢？

养育黑人小孩——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面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恶龙的血盆大口，都是危机四伏、风险密布的。如果他们不能一边敢于去爱，一边学会抵抗，他们很有可能就无法幸存。而想要生存，就必须学会释怀。这就是母亲教给孩子的——爱和生存——也就是，认识自己（self-definition）和学会释怀（letting go）。对于这两件事来说，尽情去感受并认识这些感受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去感受爱，如何既不忽视恐惧也不被恐惧吓倒，如何在深刻地感受中获得愉悦。

我希望养育一个黑人男人，他在面对白人父亲们——他们想要摧毁他正如他们想要摧毁我——所谓权力的腐朽力量时，不会被打倒，也不会委曲求全。我希望养育一个黑人男人，他会认识到自己真正应该仇恨的不是女性，而是一个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它们编排他不止去恐惧和鄙视女性，还包括他身为黑人的自我。

于我而言，我要做的第一步便是告诉我儿子，我不能代替他去体验和处理他的感受。

害怕感受的男人必须让女人在身旁替他们去体验，他们却因为深刻的感受力这一所谓“低等”的能力而贬低我们。而正因如此，男人否定自身基本的人性，就此将自己禁锢在依赖和恐惧中。

我是一个黑人女性，献身于塑造一个舒适的未来，我也是一个母亲，深爱和养育着一个将长成男人的男孩，我必须要检视在这样一个摧毁性的系统中，我所有生存的可能性。

乔纳森三岁半时，我和我的爱人弗朗西丝相遇；他七岁时，我们四人就此一起生活。从一开始，我和弗朗西丝便坚持一个观点：在我们家我们不会隐藏我们是女同性恋的事实，这给我们的两个孩子带来了困扰，也给予他们力量。起初，我们的坚持是基于我们的共识，我们知道出于恐惧而隐藏的东西始终可能对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造成伤害——这算是一条虽不完美但行之有效的保持坦诚的理由。理解恐惧让我们自由无畏。

为了生存，在美国的黑人小孩必须被养成战士。为了生存，他们还必须了解敌人的多副面孔。女同性恋情侣的黑人小孩身怀优势，因为他们很早就知道压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袭来，而无论什么形式的压迫都无碍于他们自身的珍贵。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在很多年里，学校的男孩们辱骂乔纳森说的脏话不是——“你妈是女同”——而是——“你妈是黑鬼”。

乔纳森八岁，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搬了家，他转去一个新的学校，作为新来的男孩，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喜欢玩推推搡搡的游戏。他不喜欢打架。他不喜欢用石头砸小狗。这让他在一开始就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

一天下午他哭着回到家，我听贝丝说每次她没在乔纳森身边保护他的时候，街上的恶霸们就强迫乔纳森给他们擦鞋。当我听说领头的人和乔纳森一个班，是一个和他同样体型的小男孩时，一件耐人寻味却相当令人担忧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对自己旧日的懦弱感到的愤怒，还有因乔纳森受到伤害感到的痛苦，让我把对暴力和恐惧的认识抛到脑后，开始责备起受害者来，我咬牙切齿地对抽泣的小孩说：“下次你再哭着回家……”突然，我惊恐地住口。

这正是纵容我们的儿子被摧毁的方式——打着保护的旗号，减轻我们自身的痛苦。我的儿子被打了？我差点就动用强权要求他学会一个道理：拳头就是理。我甚至可以听见自己复述究竟什么是力量和勇气的老一套歪理。

但是不，如果乔纳森不想，那他就不用打架，但要怎样才能让不愿打架的他感觉好些呢。旧日的恐惧掠过我的心头，那个胖小孩仓皇逃走，担心自己的眼镜被弄坏。

就在那时一个睿智的女人对我说：“你告诉过乔纳森，你曾经也感到害怕吗？”

当时我觉得这个意见相当怪异，但之后乔纳森又哭着回家，因为奔跑挂满汗珠，我看见他面有愧色，或许他是觉得让我，或者说让我们两人在他头脑里树立的母亲/女人的形象失望而羞愧。这个女人样样能行的形象，因为他和两个同性恋母亲，一个豪迈的姐姐，这三个强悍女性生活在一起而不断得到增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乔纳森来说，权力无疑是女性的。

由于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以你死我亡的模式思考——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要么统治要么被统治——这就意味着他要么超越这一权力，否则就会丧失权力。我可以预见这种思考模式的后果。想想西方经典神话/模型中母亲和儿子的两种关系：一种是乔卡斯塔和俄狄浦斯式，即儿子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另一种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和俄瑞斯忒斯式，即儿子杀死母亲。

我理解了那句话的含义。

我在门厅的台阶上坐下，把乔纳森抱在腿上，擦去他的泪水。“我告诉过你，我和你一样大时我也很害怕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给他讲我的眼镜和放学后打架的那些故事时，那个小男孩脸上的表情。那是夹杂着放松和完全不敢相信的复杂表情。

对于孩子来说，相信作为母亲的我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与我们自己了解这一点同样困难。但这一领悟却是向前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它让我们重新界定权力除了是强力、年龄、特权和毫无畏惧之外，究竟何为权力。这一步对一个小男孩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社会性的摧毁力量压迫他，让他被迫相信只有什么都感受不到，或者只有获胜才意味着他很有力量。

我开始思考所有这些事是在一次采访过去一年后。当时贝丝和乔纳森，一个十岁，一个九岁的他们被问到，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孩子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乔纳森回答说他觉得女权主义和小男孩的关系不大，虽然他想哭就能哭，不想玩橄榄球他就可以不玩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当我现在看他为跆拳道褐带练习的时候，我时不时会想起这段话。

我能给予我儿子最好的教益和我能给予我女儿的教益一样：如何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而最好的教授方法就是做好我自己，希望他能从中学到的不是成为我——这是不可能的事，而是成为他自己。这需要他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要被迫变成世界想让他成为的人，不要听信外界那些嘈杂、诱惑，甚至威胁的声音。

而这就已经很难做到。

乔纳森正在学习在他的心中发现勇气和力量不同的面孔，或许他会把它们称为别的什么。两年前，乔纳森十二岁，上七年级的时候，他有一个学校里的朋友来我们家，他坚持把弗朗西丝叫做“佣人”。当乔纳森纠正他的时候，那个孩子又把她叫做“清洁女工”。最后乔纳森简短地说道：“弗朗西丝不是清洁女工，她是我妈妈的爱人。”有趣的是，学校里的老师至今仍对乔纳森的坦率感到诧异。

今年夏天，我和弗朗西丝本来考虑参加一个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者的会议，但我们被告知十岁以上的男孩不允参会。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安排照料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回复了一封如下的信件：

性别分离主义的问题绝不是轻易就能回答的。我十分感激我的一个孩子是男性，这让我始终真诚地发声。我写的每一句话都在呐喊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存在。

我成长于女性占多数的环境，我知道这样的环境对我的发展有多么重要。我也时常渴望和需要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社会。我认为我们专属的空间对于发展和积蓄能量是必不可少的。

身为一个黑人女性，我觉得时不时回到一个完全由黑人组成的群体很有必要，原因也是一样——我们黑人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我们交流的程度也和外界不一样。当我和男性以及白人女性交谈时，我经常意识到每当你想要传达一条信息时，每次都要重新造一遍铅笔是多么困难和耗时的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儿子的教育义务就在他十岁时终止了，对我女儿的教育义务也是同样。但对他们两人来说，随着他们慢慢长成男人和女人，我们的教育义务确实是越变越少。

贝丝和乔纳森都需要知道他们姐弟可以分享什么，什么不能，他们在哪些方面相连结，又在哪些方面不同。而弗朗西丝和我，作为渐渐拥有更多权力的成年女性和女同性恋，我们也需要重新学习并体认：差异并不一定是威胁。

当我怀想未来时，我想的是我为我的女儿和儿子们热望的世界。我为物种的生存着想，为生命着想。

未来极有可能始终有女性与女性一起生活，女性和男性一起生活，男性和男性一起生活。我愿不懈努力为了有一天，女性和女性一起，女性和男性一起，男性和男性一起，所有人都能共享同一个世界，人们不用为了面包或保全自我而臣服于他人，也不以美或爱换得他人的臣服。在那个世界里，我们将养大我们的孩子，他们将自由选择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所有人共享照护和养育年幼者的职责，因为说到底，抚育孩子成人是我们人类物种的一项功能。

在这三种亲密/存在模式中，养育年幼者是所有关心孩子的成年人的共同责任。很显然，在这三种关系中成长的小孩将会各不相同，这将为我们对如何更好地生活，这一永恒的探寻，提供特别的经验。

我和弗朗西丝相遇时，乔纳森才三岁半。现在他已经十四岁了。我感觉到拥有女同性恋母亲们的切身体验，为乔纳森作为人的感受力提供了宝贵的补充。

乔纳森幸运地生长在一个非性别歧视的环境中，由此让社会上认为是自然的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假设受到质疑。这不单单是弗朗西丝和我是女同性恋的原因，因为说来遗憾的是，有一些女同性恋仍然将自己限定在父权制模式下的非平等权利关系中。

这种权利关系的假设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弗朗西丝和我一次又一次地——虽然这经常都令人痛苦，每次成功的程度都各不相同——尝试去评估和衡量我们关于权力的感受，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权力还是他人的权力。我们坦诚布公地或运用其他方式，认真探索在我们两人之间，在我们和孩子之间，权力如何被使用和表达。我们在两周一次的家庭会议上便用许多时间进行这样的探索。

作为母亲，弗朗西斯和我给予乔纳森以我们的爱，我们的坦诚，以及我们的梦想来帮助他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作为女同性恋情侣的儿子，他拥有一个宝贵的参照，不仅关于一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更是与人连结的模式。

乔纳森如今十四岁了。我和他聊起这篇文章，希望得到他的同意让我分享他生活的一些片段，我问他在他眼里，成长于女同性恋母亲的家庭里，最负面和最正面的影响是什么。

他说他体会到的最大的益处就是他比认识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更了解人类，还有他不像其他有些男孩那样，对于男人和女人有那么多心理包袱。

而他体会到的最大的负面影响，乔纳森说，就是有些父母是异性恋的孩子（kids）对他的嘲笑。

“你是说，你的同辈（peers）？”

“噢不，”他赶忙回答道，“我的同辈懂事多了。我是说其他那些孩子。”

---

[1.]出自诗集《黑色独角兽》，“学校通知”一诗。（‘School Note’, The Black Unicorn, W.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78, p55）

• 译自奥德丽·洛德著《界外姐妹》（Sister Outsider, Audre Lorde, Penguin, 2019）。本文首次发表于八九十年代重要的女权主义杂志《境况》第四期。（Conditions: Four, 1979）。